2019年2月14日，俄罗斯莫斯科，适逢情人节，许多情侣在马涅什会展中心参观艺术伉俪弗里达·卡罗与迭戈·里维拉的作品展。 /IC
这种不平等，可能会以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为转移，然而爱情中的“痛”，恰恰正是这种自由代谢出来的产物。
“内在美”与“外在美”，孰轻孰重？
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时刻——我是应该更在意对方的外表，还是更倾向于对方的品格？
现实中，人们即使愿意承认自己是视觉动物，但也从根本上不愿意降低对另一个人良好品格的期待。仅仅追求外表，难免让人觉得轻浮，同时也容易使自己处于道德框架之外的危地，被贴上“不靠谱”的标签。然而，爱情实质是建立在人的感官基础之上的。
爱情实质是建立在人的感官基础之上的。/图·unsplash
对此，伊娃·易洛斯列举了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爱情，人们从自身的感官出发，崇尚忠诚而质朴的感情。然而，随着化妆品的出现，“粉饰的美”被认为是“真实”的内在道德美的不正当替代品。
到了现代，广告商为了推销这些商品，把美和品格作了区分。青春与美变成了情色与性的特征符号——拥有美就等于拥有了爱情。
美变成了畅销品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。这就使得男性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了消费文化，享乐主义在城市的酒吧里随处可见，爱情作为一种真假难辨的主题，被藏在了浮华的霓虹灯后面。
如今，“内在”与“外在”混杂在性吸引力之中，这是一条全新的、更复杂的评判标准，与美貌、道德、品格区分开，转化成了人们可以自觉操控的关于肉体的、语言的、着装的标准，使人从多个角度引起对方的性欲望和好感。
美变成了畅销品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。/图·unsplash
性吸引力不同于以品格为基础的爱情，而是使两个独立的个体互相兼容，这对于当下的男男女女而言，想要泾渭分明地辨析“内在美”和“外在美”各自的分量，是向左还是向右，已经不再容易，抉择就成了自我认知之路上一件痛苦的事。
“性感”成为择偶标准真的靠谱吗？
在过去的传统社会里，择偶标准是已知的、公认的、客观的，“门当户对”作为一种阶级观念深入人心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，这些固化的标准也渐渐变得主观化，不再有正规机制约束人们必须按照社会地位进行婚配。择偶标准也越来越多样化和精细化，肉体和个性的吸引等指标变成了首选。
“心动”已经变得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解释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当现代人遇到自己的心仪对象时，个人必须依靠自己判断是否受对方吸引。这需要个人通过一套极其复杂的情感评估和认知评估过程，才能最终达成决策的结果。
“心动”已经变得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解释。/图·unsplash
伊娃·易洛斯认为，这个时候有一种可以解释性吸引力的“性感度”，能够囊括性魅力、心仪度，甚至脱离道德价值观的桎梏。“性感”成为了当今择偶时一种流行的、自主的、决定性的评判标准。“性感”不再只是外貌，而成为了一种本质特征，包括但不限于纯粹肉体方面。
现代男女都认为性的吸引力相当重要，女性也加入男性，开始追逐这种传统上只有男性特别珍视的东西。
这样最终导致了一个结果，那就是情感意向与性行为之间渐行渐远，当下的情感与承诺的道德使命感之间也变得渐行渐远，“性感”自身代表着一种文化门类和行为，不受道德准则的约束。在男性群体中，这种重视“性感”的普遍性更是超过了女性。
因为越来越重视“性感”，于是“吸引”的产生也越来越依赖于图标和视觉。与此同时，人们很少通过认知、意识或理性分析来明辨被“吸引”的原因，于是“吸引”就成了在与陌生人的短暂互动中所作出的某种快速判断，比如现在的各种速配：一夜情、搭讪、社交软件上手指滑走的自拍。
“性感”成为了当今择偶时一种流行的、自主的、决定性的评判标准。/图·unsplash
选择被主观化，自我就成了评估的唯一有效来源。同时，“性感”外表也在被商业包装所标准化。“性感”的概念造成了人们身体形象和外观的日渐雷同化。
“性感”变得可疑，同时也为婚姻市场化建立了条件并设定了背景。
当婚姻成为市场，爱情也有了代价
和“爱情”不同，“婚姻”是一个社会学名词，指的是男女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的“契约”关系。
伊娃·易洛斯认为，婚姻虽然是自愿的，并且选择的标准各不相同，但是不同男性和不同女性之间都始终存在着相互竞争，这就使得婚姻从性质上成为了一个市场，甚至成为资本重组的方案。
“婚姻”是一个社会学名词，指的是男女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的“契约”关系。/图·pexels
当交换受阻的时候，市场总是能够准确地给出衡量情感对等价值的替代品。择偶过程成为了一种“品位”和“资本”的切磋，这种隐性的竞争使得婚姻市场具备了许多社会学特征，比如婚姻关系的市场化，也同步出现了婚姻关系的异质化，现代人的婚姻变得空心和脆弱。
经济学已经渗透了人类欲望体系，欲望与个人价值观密不可分。然而，真正执着地去追求爱情，意味着将要在两性关系中承担更大的风险，即在这种竞争中成为失败者。而一个人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以及成败程度，最终都将左右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，甚至对个人的价值观进行重新评估。
性别平等下的性别不平等
我们常常强调，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，也从未停止去努力实现这一点。尽管女性主义的呼声越发高涨，关于性别平等的“争端”也并没有消弭。实际上，两性关系反映了更广大范围下的社会不平等，并且受这种不平等所制约。
实际上，平等未必自由，但是在两性关系中，更多的平等仿佛体现为拥有更多的自由。
伊娃·易洛斯认为，目前实现的“性自由”和“爱情自由”依然是内生于父权社会制度下的反抗实践，父权制度即使正在受到挑战，但仍然强势。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痛苦的形态，便体现在了各种性别不平等上。
爱情总是同时布满柔软与尖锐。 / 吴有
过去，女性的感情较为内敛，“禁欲”成为了美德和贞洁的标志，帮助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建立声誉，同时也变成了一种考验。反观男性，“禁欲”也能够展现男子气概，展示他们有能力首先赢得女性的芳心。
道德家们将女性的贞洁打造成了人类道德的原型，女性的“性自由”遭到了剥夺，强加的“禁欲”换来了道德的平等。
过去，“性含蓄”使得女性有理由拒绝情感——她们可以隐瞒情感不作表示，并迫使男性主动袒露情感，然后决定作何反应。这意味着男性要更主动，而作为主动方，就会更容易面对失败。他们不得不证明自己的一片赤诚，同时又需要一定的自制力来保护自己。反过来看，很少有女性愿意把自己放在被男性拒绝的境地上。
除此之外，由经济结构和媒介文化催生出来的“情色资本”，成为了女性经济资本的一部分，甚至成为了女性的特权。而媒介经常将男性描述成一种“情感寄生虫式”的角色——他们索取爱，但并不懂得回报爱，不懂得提供给女性维系感情所需要的回应。“直男”成为了一种贬义。
由经济结构和媒介文化催生出来的“情色资本”，成为了女性经济资本的一部分。/图·pexels
曾经被社会阶层限制“性活动”的男性，现在已经不再需要有权有势才能获得女性。然而，新的限制又出现了，比如，维持稳定的关系更加需要经济基础，开放的性活动也要求他们更加具有吸引力，而男性要去参与这些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各种竞争。
承诺与选择难舍难分
从两性视角来看，男性所能作出的承诺，大都取决于他们能够为此付出的代价，这种代价很容易被量化成时间、精力和金钱，男性也因此有了逃避感情的倾向，并对承诺充满戒心。
女性的承诺意愿，则来源于自古以来的性别不平等，为了获得男性的保护，作为交换，女性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的忠诚和依赖。
女性的承诺意愿，则来源于自古以来的性别不平等。/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剧照
其实无论是哪种行为，承诺都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为针对社会外部条件的策略性反应。然而，真正的承诺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如何选择才是。
在伊娃·易洛斯看来，承诺常常与选择相悖。在现代，衡量自由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选择的自由度。现代社会的选择架构决定了男性和女性都具有数目极大的潜在伴侣。而承诺则隐含着停止搜索过程，并放弃可能更好的选择。
哲学家让·吕克·马里昂曾说过，假如有人说“当下这一刻是爱你的”，那么这个人可能并不爱你，因为爱就是永远爱下去。
不知从何时起，人们的承诺已不再包含一种把未来和自身捆绑在一起的情感力量。/电视剧《东京爱情故事2020》剧照
不知从何时起，人们的承诺已不再包含一种把未来和自身捆绑在一起的情感力量。人们无法将自己的未来许给别人，要清晰地表述诺言更困难，假如亲密关系不再能反映情感、品位和意志力，人们可以随时中断爱情。
承诺需要在选择框架下进行，如果两性关系是没完没了的选择，或者人们认为两性关系的形成根基必须是真诚的情感，那么承诺便对自我的实现形成了负担。在这种文化语境下，承诺反而显得“滑稽可笑”。
假如有一本关于自由的史书，那我们可以说，人们已经走过了争取自由的阶段，而进入了选择困难甚至保留不选择权利的阶段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想看到承诺，也就难上加难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